饕餮and睚眦 发表于 2023-4-18 00:38:37

晚清重臣翁同龢的情面往来:有些奉送,果断不能担当 ...

在温情脉脉的情面往来中,担当或推却他人的奉送是两种天然反应,这看似简朴,实在大有文章,此中奥秘处,偶然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。笔者选择晚清重臣、“两代帝师”(先后担当同治、光绪的老师)翁同龢作为个案,不但缘于他有一部记载细致的日志,更重要是他恒久位列显要,是笼络酬答的紧张人物。

《他助与天助:晚清官员私家经济状态研究》,过旭明 著,广陵书社2022版

翁同龢(1830—1904),应该算是晚清汗青上少年自得的典范。19岁应拔贡试第一,科试正案第一,在京做了小京官,27岁状元及第,29岁授提督山西学政,30岁因足疾哀求开缺得允,险些完成了许多读书人一辈子寻求的抱负人生。
33岁那年,翁同龢作为山西乡试正考官差旋回京,奉命为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,这不算是多大的官位,只有从六品,但这是翰林正路身世必经的一个紧张迁移转变点:开坊。翁同龢的恩遇不谓不重,登科不久外放学政,其时乃至都未散馆,直至三年任满后才回京到场散馆测验,如今接着就开坊,要知道其时有的翰林几十年都开不了坊。
同治元年(1862)七月初二,夏季朝晨颇为凉快,固然气候阴欲雨下,但翁同龢早上五点多就已出门,六点已到詹事府就任。先补褂朝珠,拜谒文庙,然后正式拜印。时间尚早,翁同龢小坐半晌后又到文公祠拈香祷拜。衙门极小的,人也少,仅有一个书吏和六个皂隶。公事未问,部属先道喜老爷,急着讨要赏钱,接着告禀一样平常付出:书吏办折必要四两银子,皂隶等必要二十吊钱。翁同龢不允许,只乐意付二十八吊钱,可部属也果断不允许。这让翁同龢有点难过。
此前,翁同龢曾在刑部江西司当过小京官,也知道这些规矩,但真正让本身面临这些开销时,着实有点局促。由于翁家分家析产时间很晚,前期个人经济责任和压力不大,翁同龢第一次赴陕西做乡试副主考,对地方奉送的钱物并不在意,大多璧谢了事。其时,他刚刚登第不久,社会履历不丰富,加上没有家庭负担,把洁身自好放在紧张位置,推却各处的奉送无疑是天然反应。
作为读书人,恳切正己是紧张的修身功课,《翁同龢日志》对推却赠银、赠物记载得特殊具体,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缘故原由。翁同龢在日志中有关私家财政的记载,现在可以以为是不完备的,这只需将《翁同龢日志》与《那桐日志》对读就能发现。翁同龢在户部尚书任上是那桐的上司,同时也是那桐的老师,两人交集长达十多年时间。两人日志中关于对方的记载非常多,那桐每逢端午、中秋都会给翁师送去节敬,但翁的日志中险些没有记载——这大概是由于雷同的小额惯常性礼敬没须要屑屑记载。不外,翁同龢罢官离京前和乡居期间,那桐先后两次赠予了数额高达令媛的现银,翁同龢都记载了,而且都没有收受。
在他个人履历中,同治五年(1866)是紧张的人生节点。这一年,他从低级官员提升为中级官员。在此之前,他负责百口的团体财政账目,以是笔墨中布满了缺钱的告急感,
这在日志里表现得非常显着:
本年岁事较忙,用项亦巨,凡百余金始了私款(同治三年除夕);
此节须用百金,亦靡甚矣(同治四年端午前二日);
此节几用百金,费极矣(同治四年中秋前二日);
从人假得百金始得摒挡逋务,此数月来计三百金不敷用也(同治五年端午前日);
节账粗了,款子益多,所谓由俭入奢易也(同治五年除夕前二日)。
翁同龢担当底层官员时期,有人敬送赠银,那是极为令人感动的事变。同治三年二月六日,王榕吉由直隶布政使调山西布政使,离京时送他别敬三十两。翁感慨地说“荫堂于余甚厚,亦可感叹矣”,同时以路菜、京靴回赠,并在三月二十九日一早去送王榕吉起程,四月十五日专门致信荫堂函中称“旄节入都,得近光霁”,可见他真的是心田布满感激。
这年年底,同亲缪萼联送他三十两炭敬,纵然作为非常认识的乡党,他还以“荷包、补服、帽沿、京靴”回赠在河南当县令的老乡。这些赠银简直资助底层官员应付“不易居”的都城生存。偶然,每每就是这几十两银子会使受赠者终身难忘。六年后,缪萼联的侄子来京应试,趁便又带来了缪萼联的一百两赠银,但翁同龢充公。此时,翁同龢的经济环境已经足以应付生存,以为不应再收同亲的辛劳钱了。
作为恒久感化于孔孟圣学的知识分子,面临奉送时始终有着一种告急感。这种告急感泉源于君子品德的束缚,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。然而生存的重压会让人不得不当协,只管并没什么恶劣的结果,但那些道德准则会不停折磨心灵,秘密而清楚,三省吾身时的些些羞愧足以透出人生的酸楚。
当翁同龢担当了马新贻(做过安徽布政使、浙江巡抚、两江总督)的多次赠银后,他感叹“可愧也”。这不但仅是过意不去的愧疚,更是一种无奈的尴尬。究竟上,认真缺少这些支持,局面会变得非常尴尬。
同治七年七月末,翁同龢回乡葬亲。这次既是安葬父兄,同时也是葬妻。船到苏州,江苏藩台、臬台领导长洲、吴县县令前来行礼。翁同龢在苏州期待岳丈汤修到来。由于这次是葬妻,岳家也要出头,也借此相聚。
出乎料想的是,到了故乡居然没有一个父母官员赠予赙金,这大大打乱了翁同龢的筹划。由于在原来的盘算中,在苏州得到的奠仪不但能付出一起上的开销,而且回乡分赠给亲朋的薄敬也有了着落,但苏州父母官员大概以为翁心存是同治元年十一月去世的、翁同书是同治四年十月去世的,如今已无须要再致奠仪。这个不测使得翁同龢只能向久未晤面的老丈人开口,先借了一百银元。细致算下来,以为照旧不敷,再借了一百元,如许才得以顺遂回到常熟。
在情面天下里,炭敬、别敬、年敬、节敬诸云云类,都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,而且是很累人的一种方式。许多外地官员畏惧进京陛见,其缘故原由就是太受累了。纵然连曾国藩如许的大员,对同治七年、九年两次进京的耗费,都感到竭尽所能、气喘吁吁。但在担当方,对一些奉送担当与辞却每每也是困难,常出现“受其半”“受其二”的情况,体现了友谊深厚、不在其利的意思。
在这些情面来往中,对有些奉送是果断不担当的,这也是翁同龢的原则题目。
起首,是有所哀求的奉送不能担当。同治九年中秋前后,贺澍恩给翁同龢写信并寄来了节敬四十两银子。贺澍恩是江西萍乡人,道光年间进士,不停在山西地方做知县、知州如许的小官。同治元年,翁同龢典试山西,太原县知县贺澍恩为第四房同考官,两人有了交集并在日后互通音问。同治四年,贺澍恩进京时,就曾送给翁同龢二十两别敬,此次寄来节敬合乎情理,并不突兀。两天后,贺澍恩的儿子贺培桢登门拜访。翁同龢在与贺培桢的交换中,以为他很功利庸俗,存在干请的大概,于是当夜就写信璧还了节敬,缘故原由就是“恐其有所干请也”。
翁同龢简直非常敏锐。究竟上,其时作为拔贡生的贺培桢正在想法钻营地方实职,实现人生自主。同时,他弟弟贺培芬也在都城运动。这些动态,翁同龢完全有大概通过其他途径相识到。颠末与贺培桢的攀谈,翁同龢更确定了这个判定,于是推辞了如许的奉送。
不外,翁同龢这次看错了人,贺培桢日后在任河北省永清知县时,为官廉洁,而且教诲儿子贺国昌也很乐成。民国期间,贺国昌任江西省省长。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,贺国昌果断反对,被当局重金捉拿,不得不东渡日本。黎元洪再造共和、当选总统后,委任贺国昌担当福建省省长,但贺国昌坚辞未就,闲居都城,潜心佛学,1919年病逝于北京,安葬在萍乡三田岭,也被后人称为“国公岭”。
翁同龢的这个原则,对关系密切的友人也同样云云。张鹏翥是翁同龢的门人,同治四年进士,登科后历任江西高安、兴国、吉水、安福等县知县。光绪七年,他被人参劾落职,于是进京运动,送给老师的礼品是一百两银子贽敬和二匹葛布。翁同龢早已得知消息,没有担当他的贽敬。其时,奉送的紧张原则之一是无功利性,虽说完全逾越功利的人际关系并不存在,但有着明白目标的奉送就近乎行贿了。
其次,在来往中纵然是馈银,也要光明磊落。光绪七年初夏,新任台湾道台刘璈前来拜望翁同龢。刘璈(1829-1887)作为左宗棠幕府中极为醒目的官员,在其时已经颇著名声。他是湖南岳州人,字凤翔,号泳山,别号兰州,秀才身世,在咸丰初年抵抗平静军入湘时,在故乡倡办团练,先是受到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欣赏,厥后左宗棠在军中对他倚重尤甚,因战功授候补道,先后任台州知府、江苏候补道、兰州道员,光绪七年被选调台湾兵备道。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也曾向朝廷保举刘璈,以为他“才力沉雄,素以剿贼治匪得名,至于抚民课吏,尤能慈惠精严”。刘璈此次拜会不外是礼仪性的拜望,按例赠予别敬,但翁同龢思量到相互并不熟识,以是没有担当。
两年后,刘璈让儿子刘浤拜见翁同龢。刘浤其时是秀才,翁同龢称他长得“美秀”,第一印象应该不错。攀谈中,刘浤谈到父亲在台湾不甚快意,受到上官的钳制,并拿出禀稿相商。可幼年不更事的刘浤此时拿出一封银子作为赠礼,这让翁同龢大为光火,“乃正辞责诘之”,以为如许鬼鬼祟祟的勾当,怎能在我这里出现,并以为“亦妄矣哉”!
但刘璈始终积极想与翁同龢保持精良的关系。一年后,他在中秋节给翁同龢寄赠了四十两节敬,翁同龢仍旧没有担当。于是,他又让儿子刘浤再次送去了礼品,不外翁同龢仅担当了三匹台布、二十支线香和一个茯苓,别的礼品都推辞了。
出于规矩,翁同龢也分别给刘璈、刘浤写信致意,但相互关系不会太密切了。今后,刘浤照旧会去拜见翁同龢,但根本上也是一样平常的应酬了。厥后,刘璈又赠予了银盒,翁让人把刘浤叫来把银盒领归去。
光绪十一年,淮军将领刘铭传任台湾巡抚。由于湘、淮两军的流派之见,刘铭传一到台湾便对刘璈举行了弹劾。只管后人以为刘璈在台湾颇有建立,在中法战役的台湾战争中并无大错,但此时左宗棠已经去世,朝中无人为他语言。终极,刘璈被革职,籍没产业,放逐黑龙江,很快就病逝了。像刘浤如许举止失措的情况,实在并不肯定就发生在年轻人身上。李凤苞从德国大使任上回京,拜见翁同龢。翁同龢对李凤苞精于西学照旧颇为敬重的。临行,李凤苞从怀中拿出200两银子作为赠礼,翁同龢“力却之”。李凤苞只比翁同龢小3岁,其时也是50岁出头的人了,但如许的奉送方式着实让人难以担当。
再次,位愈高,权愈重,辞却奉送更应该是常态。在《翁同龢日志》中,有关前期的受馈环境较为具体,但越今后,笔墨记载也越来越少,其缘故原由有大概是讳言不书。他在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的日志中,写道:“吕海寰、陈允颐留别,皆却之,所却者不可胜记,偶记之耳”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七月,已是翁同龢政治生活的顶峰时期,再过10个月他将被光绪帝开缺回籍。
其时,他的职位是协办大学士、署户部尚书、在军机大臣上行走,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坛焦点人物,但此时有关奉送的记载越来越少。从上面情况看,大概辞却得太多,也不肯记了。对于弟子故旧赠予的礼品,他也每每“皆受轻者”。从字面来看,翁同龢辞却的态度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优雅婉转,对较为认识的故旧,每每“固请固却之”,而对于像马玉昆、周馥如许的新进俊才,每每“挥之去”,让人感觉不佳。
马玉昆是太原镇总兵,周馥是北洋派系中的洋务干将。他们脱手皆不小,马玉昆初次晤面就送了四百两银子,这在翁同龢看来已是巨金。由于不久前翁同龢刚在书估(同“书贾”,即书商)那边见到了宋刻《是非经》,不禁心驰向往,这不光是宋椠中最精彩的,而且有乾隆天子御题,是《四库全书》缮写的底本。书估开价八百两银子,他反复讨价还价,末了花了三百五十两银子得到了这部宋版书。他惊称是花了巨价才得此瑰宝。如今面临相近数额的奉送,翁同龢固然以为不当当。这种“挥之去”的态度,大概是其时翁同龢的一种做派,这也就是厥后他被人攻击“喜怒见于辞色”“狂悖情态”的详细体现。
固然,翁同龢在晚期并非完全一清如水,就在马玉昆赠银不久后,伊犁将军长庚给翁同龢送了“马一匹,玉烟壶、翎管各一,虎骨一具,洋蜡一箱,铜盆一,烛台二,猞猁八只,水獭一”,翁同龢都担当了。他称万里远意,不能却,并回赠了二套褂袍料。长庚也算是故旧,但更紧张的是万里远意。这不但是一个捏词,而是真的被感动了。
受与却,看似不外是受赠方的决议,但也存在着潜伏的风险。这种明白表现亲与疏的举动每每会形成误解,在政治上造成伤害。张荫桓曾记得其时恭亲王与他谈天,说杨宜治这个人要不得。张荫桓由于杨是本身的部属,替他打圆场,说这个人照旧非常勤劳的。
甲午年(1894),杨宜治作为随员出使俄国,临行向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赠予了五十两别敬。张荫桓以为他是本衙门章京,奉差出京,向来没有赠予别敬的先例,便非常严厉地拒绝了他。这件事在杨宜治心田留下了嫌隙。厥后,张荫桓受到了徐桐、王鹏运等人一系列的弹劾,背后的推动气力都是杨宜治。可见,璧谢奉送也并不肯定会有好的结果。在受与却之间,每每有着非常复杂的规则在发挥作用,局外人真的难以说明确。固然,当无原则担当成为常态,庆亲王的“庆记公司”就出现了,这就成了晚清被人诟病的腐败乱象。
戊戌变法的前夜,翁同龢被光绪天子开缺回籍。他毕竟是被慈禧太后照旧被光绪天子赶出了政坛,史学家有各种差别的说法,大概也有大概是两者协力的效果。在降旨开缺的第二日,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,由于相近端午节,宦官送来了宫中端午节的例行赏赐——葛纱。翁同龢以为此时不能再担当了,但宦官说已请旨,仍赏。翁同龢给了宦官二两银子的赏钱,把端午节在宫内应发的赏钱也让他带回,并结清了本身在国子监、户部提用的款子,同时通过钱号向在故乡的外甥俞钟銮汇寄了二千两银子,交接他妥善生存,由于以后的衣食就靠着这笔钱了。从这一点上看,翁同龢应该算是较为廉俭的官员。十五天后,他黯然出京。
(作者过旭明为文史学者,本文节选自《他助与天助:晚清官员私家经济状态研究》一书,广陵书社2022版,汹涌消息获授权刊发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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